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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车主踩到的“智能汽车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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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白的说,消费者探讨数据归属的背后,是希望能够有类似事件发生时,能不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找到事情真相,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发展到如今这番局面,令人畏惧。

  特斯拉女车主维权事件仍然在发酵,舆论已经从最初特斯拉刹车问题延伸至消费者及外界对行车数据讨论,如今演变成两方各执一词。

  而事件发展至今,其背后折射的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智能汽车发展至今暴露出的痛点。我们一直从产业上执着于追求汽车的智能化,但实际上,诸多细节问题却成为其向前猛跑的羁绊。

  就如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新闻周刊》栏目中提出的:“维权者踩的不仅是特斯拉一辆车,可能已经踩到智能汽车的痛点。”

智能汽车的痛点到底为何?

  整个事件发酵过程中曾引起过两次广泛的讨论,第一次,是车展现场特斯拉中国区副总裁陶琳傲慢的回应,直接将特斯拉推向舆论中心。

  第二次,迫于舆论压力,特斯拉向公众公布车主事前一分钟的驾驶数据,并表示已将事发前三十分钟的数据邮寄给了女车主。

  而数据问题,一直是特斯拉与女车主争论至今的核心。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的变革背后是机械向电子的变革,机械是固定的,而电子则可以无限变化,因此,“软件定义汽车”成为如今智能汽车发展的普遍观点。而支撑“软件”则是一串串代码和车辆行驶数据。资料显示,智能汽车软件代码高达千万甚至上亿行。

  这种转变下,一旦事故发生,数据就变得尤为关键。找到核心数据,就等同于找到了事故的真相。

  也正因此,女车主数次要求,但被特斯拉拒绝。

  特斯拉汽车销售服务(郑州)有限公司曾表示,因担心数据被用来炒作宣传造成不良影响,拒绝提供相关数据意见。

  业内人士分析,智能网联车辆涉及到的数据非常复杂,包括外部环境数据、车辆数据和用户驾驶行为及隐私数据等,很多车企的技术迭代也是基于数据的积累,一旦公开数据,也会给车企带来相应的损害。客观的说,这也可能成为特斯拉不愿意公开数据背后的原因。

  而普遍观点认为,消费者既然花了钱,那么除了车之外的车主数据,也有权了解。

  对此,乘联会秘书崔东树认为,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智能汽车,数据保留在厂商手中是最为安全的选择。女车主希望能够拿到数据调查真相,但在这方面,需要拿到数据的应该是交管部门而不应该是消费者本人。

  同时也有消费者认为,普通消费者最关注的是能不能刹住车,在需要原始数据的时候能够随时调取,数据应该在主机厂、政府机构以及车主掌握。而一旦车主与这辆车解除了合同关系,售出给下一个人,数据自然被放到了下一个车主身上。

  而关于数据该“归谁”的讨论背后,是智能汽车飞速发展之下,智能汽车数据存储、分层以及数据公布没有明确的流程和标准,如何保障数据信息真实性的同时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体系成为重要的痛点。

  例如,哪部分该归车企保证核心机密不被泄露?哪部分该归用户保证其合法权益?哪部分该归兼管部门保证其有效监管?如何保证行车数据不被篡改?这也成为“数据”问题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而在数据问题上,关于特斯拉的不止这一起。今年3月,特斯拉还曾被指收集数据,监控车主行为。尽管马斯克和陶琳本人都对这一问题做出过回应,但数据问题仍然被诟病。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测算,2035年之前,全球将有1800万辆汽车拥有部分无人驾驶功能,1200万成为完全无人驾驶汽车,而中国将是最大的智能汽车市场。

  这种背景下,智能汽车的数量以及发生在智能汽车上的事故比例只会越来越高,如何保证数据的有效管理和存储途径,维护车主的隐私是智能汽车狂奔之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更直白的说,消费者探讨数据归属的背后,是希望能够有类似事件发生时,能不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找到事情真相,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发展到如今这番局面,令人畏惧。

  从目前来看,专业的检测机构、以及合理的监管体系还并未建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王耀表示,针对新能源汽车,2017年国家已建设新能源汽车国家监管平台,依据《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GB/T32960.3)等国家标准,要求车企上传相关车辆运行数据用于新能源汽车监管和事故原因分析。但当前这部分数据更适用于分析新能源汽车在静止或充电过程中起火爆炸,以及在碰撞过程中起火爆炸等事故中的原因,其数据类型和数据体量还不足以满足自动驾驶车辆事故分析的要求。

  受此事影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在建议采用基于基于区块链的多中心化数据处理模式,通过多方监管的手段有效维护数据的真实性,便于还原事件的真相。

网友怎么看?

  关于智能汽车痛点问题,微博上的网友从不同方面表达观点:

  针对特斯拉维权事件的见解:

维权车主踩到的“智能汽车的痛点”到底是什么?

  抛开此事,智能汽车的主要痛点依然在产业技术层面,充电问题、自动驾驶技术等都是智能汽车在技术领域继续解决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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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比亚迪总经理赵长江和威马汽车创始人沈晖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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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当初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一样,奔驰在事后推出“服务公约”以推进销售服务水平的提高。特斯拉车主维权事件仍可以看作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让车企、监管甚至车主重新意识到传统汽车与智能汽车的本质区别,推进监管体系的快速建立,为消费者提供解决突发事件的有利工具,让智能汽车产业在技术上猛跑时,没有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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